最近，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在扩大职权调查、提高罚款、公开审查报告等方面加强监管，导致企业负担加重，引发了广泛担忧。专家们虽然认同公正交易委员会加强市场监测功能的必要性，但一致认为应当建立与扩大权力相匹配的程序性控制和可预测的法律执行体系。

◆“政权更迭导致监管政策变化……需消除企业不确定性”

根据《亚洲经济》报的综合报道，专家们指出，公正交易委员会最近的监管加强政策与政权更迭、企业负担加重、处置精确性提升、新兴产业监管方向等问题密切相关。

高恩熙，正向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执法方向必然会随着政权的政策导向而变化。”她指出：“强调经济民主化的政府使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权力相对增强。”她还提到：“过去主要关注特许经营中的不当行为，而最近则更加重视对大企业的监管和处罚。”

白光贤，巴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制裁加强，而是法律执行的范式从‘事后应对’转向以‘事前威慑’为中心。”他表示：“虽然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是明确的目标，但对企业而言，轻微的合规失误也可能导致巨大的财务负担。”

◆“处置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需加强程序性控制”

随着公正交易委员会权力的扩大，保障调查和审议公正性的程序性控制机制也需加强。尽管公正交易委员会的罚款数量在增加，但法院撤销处置或退还罚款的案例也时有发生，因此需要进行‘选择与集中’的诊断。

实际上，从2017年到去年8月，公正交易委员会因法院判决向企业支付了6247亿韩元的罚款和474亿韩元的退还利息。即使罚款被退还，企业仍需承担诉讼费用和经营不确定性，因此提高处置的精确性成为了重要的呼声。

对此，高律师呼吁建立与权力扩张相应的内部制衡机制。她指出：“公正交易委员会在确认事实方面的权力有限，但其处置的影响力对企业而言是致命的。”她强调：“权力与控制之间的平衡刻不容缓。”为了减少法院撤销处置的案例，她还提到需要引入类似检察院无罪评定制度的内部评估系统。

前公正交易委员会副委员长池哲浩也表示：“与其无差别地扩大调查范围，不如对重要案件进行选择与集中。”他认为：“彻底调查核心案件，确保在法院也不动摇的处置，对预防类似违规行为是有效的。”

考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煌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公正交易委员会长期以来因案件数量与人力、时间不足而受到质疑。”他建议：“在最近人力得到补充的情况下，应将精力投入到提高案件处理速度和审查报告、决议书的精确度上，而不是单纯增加调查数量。”

白律师也在同一背景下强调，应提高经济分析的客观性、合法程序和违法性证明的完整性，以提高“处置的质量”而非“处置的数量”。

然而，崔承宰，世宗大学法学系教授，呼吁采取立体化的方式。他表示：“不能因为有败诉的可能性就不进行处置，因此仅仅用败诉率来评估公正交易委员会并不合适。”他认为：“不仅要改善处置阶段，还要改善诉讼执行过程。”

◆“新兴产业需重视可预测性而非强监管”

在平台和人工智能（AI）等新兴产业领域，创造企业能够明确预测监管标准的环境被认为是首要任务。

池前副委员长以公正交易法的历史发展为例，强调渐进式的方法。他表示：“与其从一开始就对新产业进行强监管，不如逐步建立企业在法律框架内开展业务的标准。”他提到：“过去卡特尔罚款从1%开始逐步提高到30%，新兴产业的监管也需要这样的节奏调整。”

白律师认为，指导方针应当在明确评估标准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界定违法与否。他解释：“最大化可预测性，而不是降低监管强度，是平衡监管与创新的起点。”

李教授警惕“违法误判”的风险。他指出：“新兴产业因缺乏过去案例，容易出现违法性误判。”他强调：“如果错误判断合法的效率追求行为为违法，将抑制企业的投资和新业务创新，因此需要在充分的人力和专业基础上，迅速而精确地做出判断。”

崔教授建议，在新兴产业中，传统竞争法的执行存在局限性，因此公正交易委员会应加强人力和资源，以履行促进竞争的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