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算法与社交媒体平台已全面入侵青少年的日常生活，近期，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与国会相继提出“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防止法”（暂名），引发高度关注，同时折射出韩国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的焦虑。 如果说过去将“网瘾”视为个体自制力不足，如今社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真正的问题并不只是青少年，而是平台本身通过算法、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成瘾性设计”，持续放大用户依赖。换句通俗的话说，与其教育孩子少玩手机，不如转向限制平台诱导沉迷。 目前韩国国会已提出7项相关法案，重点包括限制14岁或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强化年龄认证、限制夜间推送通知、约束平台成瘾算法等，法案借鉴澳大利亚、法国、美国等国家经验。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SNS”的可能性，这一思路明显参考了澳大利亚去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修正案》。修正案要求16岁以下青少年不得创建或运营社交媒体账户，被认为是目前全球最严格的青少年社媒限制政策之一。 韩国之所以积极推进相关立法，与高度数字化社会结构密切相关。韩国是全球互联网普及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智能手机持有率长期居世界前列。对韩国青少年来说，社交媒体不仅是娱乐工具，更是社交身份、维持同学关系乃至心理认同的重要空间。从Instagram、YouTube到TikTok，平台算法不断推送短时、高刺激内容，令青少年在极短时间内形成依赖。 不可忽视的是，现实压力也进一步强化了青少年对虚拟空间的依赖。韩国教育“内卷”激烈，升学焦虑严重。在高压学习环境下，社交媒体成为许多青少年情绪释放与逃避现实的重要出口。短视频平台提供的即时反馈、点赞机制和情绪刺激，又进一步加剧了多巴胺循环，令部分青少年逐渐出现睡眠障碍、注意力下降、焦虑抑郁等问题。 根据政府此前公布的调查数据，2024年韩国青少年智能手机过度依赖风险群体比例已达43%。这一数字不仅意味着使用时间过长，更反映出青少年正在出现现实社交弱化、情绪依赖网络、无法自主控制使用时间等倾向。 不仅是韩国，其他国家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警惕也正在升级。今年3月，美国洛杉矶法院的一起诉讼引发广泛关注。一名20多岁的女性起诉Meta与谷歌，称自己从小长期使用YouTube和Instagram，最终导致抑郁、焦虑等精神健康问题。庭审当天，多名青少年自杀者家长手持子女遗像出现在法院门口，要求加强对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 美国加州此前已通过《青少年社交媒体成瘾防止法》，要求平台未经家长同意，不得向未成年人推送推荐流内容。法国则在2023年通过法案，要求15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需获得家长同意，今年更进一步讨论全面禁止相关年龄群体使用社交媒体。巴西则采取更激进措施，禁止针对未成年人的定向广告，并限制无限滚动与自动播放功能。 韩国当前的讨论，也正在从限制使用时间转向约束平台设计。这意味着监管重点不再只是孩子每天玩几个小时手机，而是平台是否利用算法不断刺激用户停留、消费和上瘾。 不过，韩版“SNS防沉迷法”同样面临巨大争议。首先是技术层面的现实难题。即使实施年龄限制，青少年仍可能通过VPN、借用成年人账号等方式绕过监管。一旦官方平台限制过严，部分青少年甚至可能转向匿名性更强、监管更弱的地下平台。 其次是隐私争议。要验证用户年龄，就意味着平台需要收集更多身份信息。在高度重视个人隐私的韩国社会，如何在保护未成年人与保护隐私之间取得平衡，成为立法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从全球趋势来看，韩国此次立法讨论，实际上代表着一个更大的时代转向。过去几十年间，互联网平台被视为科技创新与自由创作的象征，而如今，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意识到，平台经济不仅创造便利，也可能制造心理依赖、信息操控与社会风险。青少年社交媒体治理，正成为各国重新界定“平台责任”的重要起点。 韩国能否在保护未成年人、维护数字自由与推动产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不仅关系本国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也可能成为亚洲数字治理的重要风向标。

围绕申东烨的YouTube脱口秀《짠한형》的争议再次扩大。虽然部分引发性骚扰争议的预告片段已被删除，但公众反应仍未平息，因为这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该节目因过度饮酒演出、刺激性言论和身体笑话多次引发争议。这次争议被认为是累积结构问题的结果。关键在于YouTube的变化。拥有数百万订阅者的频道已不再是个人创作的范畴，其影响力已达到地面广播的水平。考虑到青少年也自然流入的平台结构，其社会影响力可能更广。然而，监管和责任框架仍停留在“个人媒体”水平，这种差距是争议的根本原因。然而，将YouTuber与公共广播同等监管并不现实。YouTuber并未从国家获得频率分配或公共资金支持，而是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私人主体。仅因影响力大而施加公共媒体级别的监管可能破坏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所需的是“与影响力成比例的责任”，而不是“同等监管”。问题在于当前系统未能正确设计这种责任。在YouTube生态系统中，内容收益取决于观看次数和曝光量。刺激性内容传播速度快，直接转化为收益。在这种结构下，仅要求创作者道德自律显然有限。算法奖励刺激内容的结构下，要求“保持界限”不符合现实。因此，解决方案在于重新设计激励机制。首先，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频道引入最低责任标准。这不是公共广播式的事前审查，而是限于年龄分级、风险内容警告、事后更正义务等基本信息提供和责任。这样既不损害表达自由，又保障观众选择权。其次，监管标准应基于实际影响力而非简单的订阅者数量。在当今YouTube中，算法曝光量比订阅者数量更重要。即使订阅者少，也能通过短视频触达数百万观众，因此以简单的频道规模为基础设计监管不符合现实。需要综合考虑曝光规模、青少年到达率、内容性质等新标准。第三，需加强平台角色。像YouTube这样的全球平台自主加强监管的动机有限。因此，国家、平台和市场结合的“共同监管结构”是现实的替代方案。广告商避开敏感内容的品牌安全标准、对反复争议频道的曝光限制、按年龄过滤内容等已在全球市场运作。关键在于调整传播结构，防止危险内容过度扩散，而非阻止表达。第四，创作者也需改变。这不是要求道德觉醒，而是可持续内容策略的问题。依赖刺激的内容短期有效，但反复出现会失去信任，损害品牌价值。影响力越大，内容就越超越个人表达，成为社会信息。如果不适应这种变化，最终也会被市场抛弃。YouTube已成为社会的核心媒体，但责任和监管方式仍停留在过去的框架中。“自律还是监管”的二分法难以找到解决方案。需要的是尊重表达自由，同时确保与影响力相称的责任运作的精细设计。《짠한형》争议不是特定节目的问题，而是整个YouTube时代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现在是时候问答：在一个“谁说话”不如“影响多少人”重要的时代，我们将设定什么样的责任标准？答案在于设计而非监管。※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Naver（代表崔秀妍）推出了AI清洁机器人3.0，旨在通过理解文章上下文来阻止二次伤害和生命轻视的评论。这一新技术标志着与恶意评论斗争的新阶段。此次升级的核心是上下文理解。AI清洁机器人3.0不仅分析评论的内容，还结合文章的标题和正文进行综合分析。例如，AI可以识别并阻止在社会灾难或自杀相关文章下的嘲讽性或轻视生命的评论。这一进化是为了应对日益复杂的恶意评论。自2019年首次推出以来，AI清洁机器人从关键词检测发展到句子上下文分析，如今已能理解文章整体上下文。Naver不仅在技术上努力，还通过政策手段，如不提供政治选举文章的评论功能，以及自动关闭恶意评论超标文章的评论区。此外，Naver还结合了韩国互联网自律政策机构（KISO）的仇恨言论指南。Naver负责人金秀香表示：“我们将继续加强清洁机器人的性能，检测新出现的仇恨和歧视性表达，并计划通过听取多方意见来进一步提升其功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与恶意评论的战争已完全胜利。随着技术的进步，恶意行为也在寻找新的漏洞。但重要的是，平台正在通过技术实现不再容忍隐藏在言论自由背后的伤害行为。AI清洁机器人3.0展示了提供最低限度安全网和维护社区健康的可能性。※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