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制度的出发点是国家应帮助经济困难的人，这体现了共同体的善意。这一出发点是不可动摇的。然而，问题在于仅凭善意无法设计政策。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回答谁、在什么条件下、以何种方式给予帮助，以及费用由谁、何时承担等问题。
 
最近的基础养老金争议正是因为未能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导致如今不得不付出代价。基础养老金在推出时，韩国的快速老龄化和低出生率已是预见之事。然而，尽管如此，仍然制定了向70%的老年人统一发放的框架，却没有充分考虑长期财政和其他福利制度之间的关系。
 
一旦福利制度建立，哪怕是小的修改也会引发抵抗，根本性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基础养老金在调整对象和待遇时，反对声音越来越大。尽管这是为了考虑帮助更困难的人这一福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财政平衡的改革，但反对意见依然强烈。然而，如果为了避免不满而推迟改革，只会将更大的账单转嫁给下一代。

 
在27日，基础养老金改革方案的全国发布会在最后一小时突然取消，引发了广泛关注。如果政府是在发布前发现了方案的问题，并希望仔细考虑其他所有可能性，那么即使取消十次、百次发布会也无妨。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经过充分审查而制定的合理化原则。
 
福利制度虽然有善意的目的，但绝不能以道德标准来设计制度。共同体的善意确实存在，但不应假设受助者是为了国家整体利益而行动。他们只是为自己和家庭做出最佳选择的理性经济主体。从这个角度来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布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的中文书名“穷人更理性”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翻译。例如，现金支持增加时，具备劳动能力的人选择减少工作，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要让国家为难，而是因为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支持会急剧减少，工作反而可能会带来损失。制度应诚实地反映这种经济激励，而不是道德谴责。
 

对于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应设计成即使劳动收入增加，支持也会逐渐减少，以打开自我生存的路径。与其无条件给予现金，不如激励他们的工作意愿。因此，必要时还应提供职业培训、照护和健康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认为就业政策是最佳福利政策。相反，劳动能力不足的人应被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不是冷酷，而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公平地用于最迫切的地方。在最近的韩国劳动经济学会学术大会上，围绕“提高就业参与意愿的收入保障制度方向”这一主题，相关研究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其中劳动能力的差异化被视为重要议题。首尔市的“垫脚石收入”在试点项目第三阶段中，针对劳动能力显著下降的家庭照护青年和低收入危机家庭进行精准支持，这与这种问题意识密切相关。
 
理想的福利制度应为因老龄、残疾或疾病失去劳动能力的人提供足够且可预见的收入，以保障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劳动能力较弱的人对政府制度的理解和可及性可能较低。因此，为他们设计的制度应尽可能简洁。复杂的制度只会使行政人员效率低下，最终浪费国家资源。
 
教育被称为百年大计。未来所有福利制度应至少以50年的计划进行设计。因为当前一代的劳动能力下降期与下一代的劳动能力保持最大值的时期重叠，预计大约为50年。福利应减轻当代的不安，但不应将明天的负担推向看不见的地方。至少需要有两个世代能够承受的财政前景、自动应对人口变化的标准，以及防止制度之间冲突的综合设计。只帮助当前一代的福利，最终是借用其子女的份额。要使善意持续，福利制度必须更加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