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敏锡民主党代表在29日针对国民力量表示：“应驱逐因5·18光州民主化运动贬低言论而引发争议的李珍淑议员，或将故金泳三总统的照片撤下。” 金代表在当天下午于釜山沙上区举行的朴洪培议员地区事务所开幕式上指出：“金总统在1992年当选总统后，于1993年发表了针对国民的5·18特别讲话。”他进一步表示：“当时的YS文民政府称其为继承5·18光州民主化运动精神的政府。” 他强调：“当时制定了5·18特别法，并铲除了哈拿会，直到1997年新政府成立前夕，完成了5·18光州墓地的建设。”同时，他批评道：“国民力量一方面挂着金总统的照片，另一方面却与李珍淑亲密相拥。” 另外，包括民主党在内的泛执政联盟在26日通过了对李议员的开除提案。实际上，李议员的开除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在籍议员支持，因此国民力量部分议员的同意是必要的。对此，金代表表示，如果未能开除，将推动对李议员的国会议员资格暂停。

位于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纪念馆因设施维修升级，将于8月至9月暂停对外开放。 据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管理处日前发布的公告，为进一步提升参观体验，针对馆舍室内外设施老化情况进行全面保养，纪念馆将从8月1日至9月14日实施闭馆保养维护工程，具体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通知。 对于维修的具体内容，管理处负责人表示，目前仅接到闭馆后实施维修工程的通知，尚未掌握更详细的信息。 韩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方面表示，此次系中方施工计划，预计将持续一个多月，主要是为了提升游客参观便利性和安全性，对馆内墙面、地面、楼梯等建筑结构进行加固。领事馆同时表示，此次施工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1月到访纪念馆无直接关联。 成立于1919年“三一运动”后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历经十余次辗转于私人住宅和韩侨团体办公场所之间，直至1926年迁入目前纪念馆所在建筑，并直至1932年尹奉吉烈士在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针对日军发起袭击。 在韩中两国合作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两国建交次年1993年4月首次完成修复对外开放，2001年12月建筑进行全面整修并扩建陈列设施。2015年韩国光复70周年之际，纪念馆也曾因内部维修而暂停开放。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纪念馆共三层，为砖木建筑。馆内设有独立运动家金九先生的办公室。以及临时政府主要成员办公区域及史料展示馆等设施。 韩中建交后，卢泰愚、金泳三、金大中、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等前总统及现任总统李在明均曾到此进行访问。 今年1月，李在明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专程赴上海出席临时政府旧址建馆10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期间，他曾建议进一步利用馆内空置空间，增设纪念品销售区等功能设施，中方陪同人士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李在明回国后在国务会议上表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设施，但长期缺乏充分维护，要求有关部门予以高度重视。在今年“三一节”纪念讲话中，他还表示，将研究临时政府旧址的多元化利用方案，传承和弘扬先烈们的独立精神。

韩国资深政治家和学者李洪九于2026年5月5日逝世，享年92岁。 李洪九在学术界、政治界和外交舞台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韩国现代史上关键时刻的国家元老。他于1934年出生在开城，先后就读于京畿高等学校、首尔大学、美国埃默里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他在首尔大学政治学系任教20年，培养了众多后学。随后，他在诺泰乌政府担任国土统一部部长，在金泳三政府担任副总理兼统一部部长和总理，并在金大中政府担任驻美大使，成为民主化后三届政府中都受到重用的少数人物之一。 他的逝世不仅是前总理的离世，更意味着在韩国经历工业化、民主化、分裂与冷战、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一位保持公共语言品格和国家治理平衡感的知识分子的告别。 李洪九这个名字难以简单定义。他既是学者、外交家、总理、政治家，也是媒体撰稿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维护公共语言品格的绅士。他并不是通过高声压倒他人的政治家，也不是通过逼迫对手获胜的斗士。然而，他的话语却能长久留存，原因很简单：他的言辞中蕴含学问、克制和对国家的深思。 在首尔大学政治学系的课堂上，他是一位教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代表性学者。他的讲座从柏拉图开始，涵盖古希腊的广场、罗马的共和制、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近代的社会契约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漫长历史，回忆起来如同一场智力的戏剧。课堂生动，学术高雅，言辞有力。他首先在讲台上展示了政治不仅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关乎人类与共同体命运的学问。 李洪九的生平不仅与伟大的历史相连，也与小的人际关系交织在一起。他的父亲出生于旧地址的庆尚北道商州郡商州邑五大里。李洪九出生于开城，在耶鲁学习，在首尔大学授课，走过青瓦台、总理办公室和大使馆，最终走向媒体和论坛的舞台，这一切都提醒我们，他的生涯不仅是权力和职务的记录，更是家庭、故乡、根源和记忆交织的人生旅程。 他在首尔大学政治学系任教20年，是奠定韩国政治学基础的代表性学者。他在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是一位能够同时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和韩国政治现实的罕见知识分子。当时的韩国社会正经历战争的废墟、威权主义、冷战与分裂、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复杂交织。在这样的时代，政治学不仅仅是理论，而是关于如何建立国家、如何制衡权力、如何协调自由与秩序的实践学问。李洪九的政治学正是建立在这一点上。 他于1988年诺泰乌政府成立时走上公职之路，担任国土统一部部长，从学者的角色转向国家治理的现场。当时，他并不将南北关系视为简单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超越冷战的壁垒，思考朝鲜半岛长期和阶段性秩序的重建。他提出的“韩民族共同体”构想，后来成为韩民族统一方案的骨架。 1989年发布的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是他的重要公共遗产之一。该方案在自主、和平、民主三大原则下，主张南北应超越对立与吸收的逻辑，逐步实现统一。 重要的是，这并非某一政党的独占构想，而是通过朝野共识制定的统一政策。 在这里，李洪九的政治哲学显露无遗。他并未用煽动的语言谈论统一，也未将统一消费为激进口号。他试图用制度与共识、和平与民主的语言来设计统一。尽管他了解分裂的痛苦，但并不急于求成；他相信统一的正当性，但并未忽视现实。这正是学者出身的公职者的力量。他看重结构而非情感，重视制度而非口号，信任共识而非对立。 在金泳三政府中，他再次被重用为统一部部长兼副总理，并于1994年12月就任总理。那是文民政府动荡的时期，需建立民主制度，推动全球化，同时管理南北关系的可能性与危机。尤其是1994年南北首脑会谈几乎成功，但因金日成主席的去世而未能实现，这一幕本可能成为朝鲜半岛现代史的重要转折点。 对他而言，总理职务并非仅仅是荣耀。他必须面对三丰百货大楼倒塌这一惨痛的国家灾难。听闻事故消息后，他在正式晚宴中立刻赶往现场的故事，显示了他并非仅仅口头上承担责任。他在回顾总理任期时曾说：“我感受到的更多是责任，而非业绩。”这句话中蕴含着他的公职观。公职在光辉之前，首先是责任的职位；权力在行使之前，首先是承担的责任。 他于1996年以新韩国党代表委员身份进入政坛，成为第15届国会议员。他曾参加总统初选，但意识到现实政治的高墙而中途退选。他希望讨论政策，但在现实政治中，政策的对错并未得到充分的竞争。他的这番话至今仍不过时。如今的韩国政治，往往偏向阵营而非政策，偏向攻击而非设计，偏向票数计算而非责任。因此，李洪九的失败并非单纯的失败，而是对韩国政治在接受有品位的政策竞争方面的困难的见证。 在金大中政府成立后，他再次受到国家的召唤。外汇危机后的韩国迫切需要恢复国际信誉。金大中总统请求他担任驻美大使，这并非政治上容易的选择。然而，他在国家危机面前将个人的不便置于一旁。尽管是保守党的代表，但他担任了进步政府的大使。他将国家置于政派之上，优先考虑国家的需要。 这一点正是李洪九的伟大之处。他能够在民主化后诺泰乌、金泳三、金大中三届政府中都受到重用，这并非简单的处世之道，而是因为他超越政派的信任、国家治理的平衡感，以及在危机面前能够放下个人利益的公职者姿态。 他的保守主义并非狭隘的阵营保守主义，而是品格的保守主义、克制的保守主义和制度的保守主义。他试图将理性作为政治的标准，而非将愤怒作为政治的动力。他更倾向于调和而非激化冲突，重视责任的平衡而非意识形态的过度。在当今分裂的政治现实中，他的保守主义愈发显得重要。保守并非固守过去，而是维护共同体不崩溃的制度与责任的态度。李洪九正是以身作则的政治家。 卸任公职后，他并未沉默。作为《中央日报》的顾问，他撰写了“李洪九专栏”，继续对政治时事、南北关系和外交问题提供有品位的建议。此外，他通过首尔国际论坛提出国际局势和外交安全问题的对策。他始终是一位不断学习的元老、一位发声的知识分子和维护对话场所的长者。 他特别强调的是分权与对话。他认为，过于集中于总统的权力应当分散，国家整体的能力反而会增强。这并非简单的宪法修正论，而是通过权力的克制和责任的分散来加强民主的构想。他相信可持续的制度，而非强大的领导者；重视制度的平衡，而非人的善意。这是政治学者的直觉，也是公职者的经验所带来的结论。 李洪九前总理是一位真正罕见的领导者。他的学问进入政治，但未失去学术；他站在权力中心，但未失去品格；他参与政党政治，但未失去国家元老的平衡。他没有粗暴的煽动语言，而是有深刻的说服力；他没有专横的态度，而是有倾听的姿态；他没有冷酷的胜负心，而是有文人的克制。 今天，我们送走的不是一个政治人物，而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教养。他在韩国经历战争与分裂、威权与民主、冷战与后冷战、金融危机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在多个岗位上安静而负责任地站立着。他总是努力保持中心，寻找平衡，思考国家的长期可持续性。 他的生活向今天的政治提出了沉重的问题：政治是什么？权力应为谁而用？意识形态能否超越共同体？言辞是伤害人的武器，还是说服社会的桥梁？ 李洪九的生平静静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政治是管理对立的技术，权力是承担责任的职位，意识形态是为国家服务的工具，而不是撕裂国家的刀。言辞只有在保持品格时，才会成为真正的公共语言。 出生于开城，在耶鲁学习，在首尔大学授课，走过青瓦台、总理办公室和大使馆，最终走向媒体和论坛的舞台，他的生涯最终是一位人类的漫长旅程。在这段旅程的尽头，我们铭记的是品格的伟大，而非权力的大小；铭记的是责任的深度，而非职务的高度；铭记的是政治的胜负，而非公共语言的品格。 李洪九前总理如今已离开我们，但他留下的公共语言的品格、理性主义的态度、对制度的信任以及优先考虑国家责任的政治将长久铭记。在分裂的时代，他的克制令人怀念；在喧嚣的时代，他的平静声音令人怀念。他不是在政治的战场上高声呼喊的人，而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努力保持中心的人。 永恒的绅士，李洪九前总理。 学者、公职者、外交家和国家元老的生涯，深表敬意。 愿他安息。 谨致哀悼。 ※ 本文由生成型AI撰写，并经过编辑审核。※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韩国资深政治家和学者李洪九于2026年5月5日逝世，享年92岁。 李洪九在学术界、政治界和外交舞台上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是韩国现代史上关键时刻的国家元老。他于1934年出生在开城，先后就读于京畿高等学校、首尔大学、美国埃默里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他在首尔大学政治学系任教20年，培养了众多后学。随后，他担任了诺泰伍政府的国土统一部长、金泳三政府的副总理兼统一部长和总理，以及金大中政府的驻美大使，是民主化后三届政府中都受到重用的罕见人物。 他的逝世不仅是前总理的离世，更是韩国在经历工业化、民主化、分裂与冷战、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等风浪中，一位保持公共语言品格和国家运营平衡感的知识分子的告别。 李洪九的名字难以用一句话来定义。他是学者、外交家、总理、政治家、媒体撰稿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保持公共语言品格的绅士。他并不是一个通过高声压倒他人的政治家，也不是一个通过逼迫对手获胜的斗士。然而，他的话语却长久留存，原因很简单：他的言辞中蕴含着学问、克制和对国家的深思。 在首尔大学政治学系的课堂上，他是教授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代表性学者。从柏拉图开始，讲述古希腊的广场、罗马的共和制、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近代的社会契约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长河，他的讲座被回忆为一场智识的戏剧。课堂生动，学术高雅，言辞有力。他首先在讲台上展示了政治不仅是权力斗争，更是探讨人类与共同体命运的学问。 李洪九的生活不仅与伟大的历史相连，也与小的人际关系紧密相连。他的父亲出生在如今的庆尚北道尚州市的一个小村庄。李洪九出生于开城，在耶鲁大学学习，走过首尔大学的讲坛、韩国总理办公室和华盛顿大使馆，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他与家乡、根源和记忆交织的漫长旅程。 作为首尔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他在20年间奠定了韩国政治学的基础。他在耶鲁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是一位能够同时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和韩国政治现实的罕见知识分子。当时的韩国社会正经历战争的废墟、权威主义、冷战、分裂、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复杂交织。在这样的时代，政治学不仅仅是理论，而是关于如何建立国家、如何制约权力、如何协调自由与秩序的实践学问。李洪九的政治学正是基于这一点。 他于1988年诺泰伍政府成立时走上公职之路，担任国土统一部长，从学者的岗位走向国家运营的前线。当时，他并不将南北关系视为简单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超越冷战的壁垒，思考朝鲜半岛长期和阶段性秩序的重构。他提出的“韩国共同体”构想，后来成为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的骨架。 1989年发布的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是他的重要公共遗产之一。该方案在自主、和平、民主三大原则下，主张南北应超越对立与吸收的逻辑，逐步实现统一。 重要的是，这一方案并非某一政党的独占构想，而是通过朝野共识形成的统一政策。 在这里，李洪九的政治哲学得以显现。他并没有用煽动的语言谈论统一，也没有将统一消费为激进的口号。他试图用制度与共识、和平与民主的语言来设计统一。他了解分裂的痛苦，却不急于求成；他相信统一的正当性，却不忽视现实。这正是学者出身的公职者的力量。他看重结构而非情感，重视制度而非口号，信任共识而非对立。 在金泳三政府中，他再次被重用，担任统一部长兼副总理，并于1994年12月就任总理。那是文民政府的动荡时期，需建立民主制度，推动全球化，同时管理南北关系的机遇与危机。特别是1994年南北首脑会谈几乎成功，但因金日成主席的去世而未能实现，成为朝鲜半岛现代史的重要转折点。 对他而言，总理职务并非仅仅是荣耀。他必须面对三丰百货大楼倒塌这一惨痛的国家灾难。听闻事故消息后，他在正式晚宴中立即赶往现场，这一事迹显示了他并非仅仅口头上谈责任。他在回顾总理任期时曾表示：“我感受到的更多是责任，而非业绩。”这句话蕴含了他的公职观。公职在光辉的职位之前，是一个需要承担责任的岗位。权力在行使之前，是要承担的。 他于1996年以新韩国党代表委员身份进入政坛，成为第15届国会议员。他曾参与总统初选，但意识到现实政治的高墙而中途退选。他希望就政策进行讨论，但现实政治中并未能进行真正的政策竞争。他的这番话至今仍然适用。今天的韩国政治也常常偏向于阵营而非政策，攻击而非设计，计算选票而非承担责任。因此，李洪九的失败不仅是失败，更是对韩国政治在接受有品位的政策竞争方面的难度的见证。 在金大中政府成立后，他再次接受国家的召唤。外汇危机后的韩国迫切需要恢复国际信誉。金大中总统请求他担任驻美大使，这并非政治上容易的选择。然而，他在国家危机面前将个人的不便置于一旁。尽管是保守党代表，却担任了进步政府的大使。他将国家置于政派之上，优先考虑国家的需要。 这一点正是李洪九的伟大之处。他能够在民主化后诺泰伍、金泳三、金大中三届政府中都受到重用，这并非简单的处世之道，而是因为他超越政派的信任、国家运营的平衡感，以及在危机面前能够放下个人利益的公职者姿态。 李洪九的保守主义并非狭隘的阵营保守主义，而是品位的保守主义、克制的保守主义、制度的保守主义。他试图将理性作为政治的标准，而非将愤怒作为政治的动力。他更倾向于调和而非激化冲突，重视责任的平衡而非意识形态的过度。在当今分裂的政治现实中，他的保守主义愈发显得重要。保守并非固守过去，而是保持制度与责任，以防止共同体的崩溃。李洪九正是以此为信念的政治家。 卸任公职后，他并未沉默。作为《中央日报》的顾问，他撰写了“李洪九专栏”，继续对政治热点、南北关系和外交问题提供高水平的建议。同时，他通过首尔国际论坛提出国际形势和外交安全问题的对策。他始终是一位学习的元老、一位发声的知识分子、一位维护对话场所的长者。 他特别强调分权与对话。他认为，过于集中于总统的权力应当分散，国家整体的能力才能增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宪法修正论，而是通过权力的克制与责任的分散来加强民主。他相信可持续的制度，而非强大的领导者。他重视制度的平衡，而非个人的善意。这是政治学者的直觉，也是公职者的经验所带来的结论。 李洪九前总理是一位真正罕见的领导者。虽然学问进入了政治，但他并未失去学术，虽然站在权力的中心，但他也未失去品格，虽然身处政党政治，却始终保持国家元老的平衡。他没有粗暴的煽动语言，而是有深刻的说服力。他没有傲慢的态度，而是有倾听的姿态。他的克制超越了胜负的冷酷。 今天，我们送走的并非仅是一位政治家，而是送走了一个时代的政治教养。他在韩国经历战争与分裂、权威主义与民主化、冷战与后冷战、外汇危机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始终在多个岗位上安静而负责任地站立着。他始终努力保持中心，寻找平衡，思考国家的长期可持续性。 李洪九的生活向今天的政治提出了沉重的问题：政治是什么？权力应当为谁而用？意识形态能否超越共同体？言辞是伤害人的武器，还是说服社会的桥梁？ 李洪九的一生静静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政治是管理对立的技术，权力是承担责任的岗位，意识形态是为国家服务的工具，而不应成为撕裂国家的利刃。只有当言辞保持品格时，才能成为公共语言。 出生于开城，在耶鲁大学学习，在首尔大学教授，历经青瓦台、总理办公室和大使馆，走向媒体与论坛的他的一生，最终是一位人类的漫长旅程。在这段旅程的尽头，我们铭记的不是权力的大小，而是品格的伟大；不是职务的高度，而是责任的深度；不是政治的胜负，而是公共语言的品位。 李洪九前总理如今已离我们而去。然而，他所留下的公共语言的品格、理性主义的态度、对制度的信仰，以及优先考虑国家的责任政治，将长久留存。在分裂的时代，他的克制愈发令人怀念；在喧嚣的时代，他的平静声音愈发令人怀念。他并非在政治的战场上高声呼喊，而是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时刻努力保持中心。 永恒的绅士，李洪九前总理。 学者、公职者、外交家和国家元老的他，值得我们深深敬仰。 愿他安息。 敬请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