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经历剧变。然而，剧变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长期积累的力量失衡崩溃，支撑现有秩序的价值观和制度动摇，新技术和文明的出现，历史才真正获得“剧变”之名。如今，美国与中国的霸权竞争正是如此。两国在军事和经济的对抗之外，几乎在全球所有领域，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AI）、能源、太空、金融、货币、文化和价值观等方面发生冲突。 在这场竞争的中心，韩国处于关键位置。美国是我们的核心安全盟友，而中国则是不可分割的经济邻国。朝鲜的核武器依然威胁着朝鲜半岛的和平，台海的紧张局势使东北亚的未来变得不确定。曾经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为名连接的世界经济，如今正转向经济安全和供应链重组的新秩序。在这一巨大变革面前，韩国应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对此提出挑战的书籍是由韩国国立外交院院长金兴圭编纂的《激变——美中战略竞争时代韩国生存战略》。这本书汇集了外交、安全、经济和产业领域的专家，不仅仅停留在比较美中力量上。它分析了世界秩序的结构性变化，并探讨了韩国为自我生存和繁荣应做的准备。 金兴圭院长长期以来研究中美关系和东北亚国际政治。他参与并发展了超越保守与进步界限的民间智库“广场项目”，旨在探索国家的中长期对外战略。《激变》同样立足于这一问题意识。国家的生存战略不应被政权的利益或意识形态口号所束缚，而应基于冷静的现实认知和长期的国家利益进行设计。 这本书的出版更具意义，因为它并不将韩国的战略选择局限于外交和军事。它将半导体、高科技、经济安全、供应链、北核和台海问题等视为相互关联的国家战略。 作者在阅读这本书时，首先想起了2500年前的中国兵法家孙武和老子，以及强国兴衰的历史。今天，设计韩国未来所需的智慧并不仅仅在于高科技。人类数千年来积累的战争与和平、力量与节制、竞争与共存的经验同样重要。 孙子兵法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最优秀的战争是破坏敌人的计谋，其次是攻击外交关系，再其次是攻击军队，最后才是攻城。孙子所说的最佳战略并不是在战争中杀死许多敌人，而是在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神。 韩国在看待美中竞争时的态度也应从这里出发。仅仅考虑站在哪一方攻击对方的国家，最终会被其他国家的战略所支配。重要的是在准确理解两大国竞争的基础上，拥有能够维护韩国安全与繁荣的独立战略。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在美中之间保持机械的中立。韩国明确立足于韩美同盟这一安全基础之上。自由民主、法治和人类尊严等宪法价值也不可动摇。然而，维护同盟与将外交思维仅依赖于同盟是不同的。在坚固的同盟基础上，实践自主判断和多层次外交，才是成熟国家的表现。 老子的《道德经》传达了另一种智慧：“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的东西创造利益，而没有的东西则创造用途。车轮的中心之所以空着，正是因为车子才能移动；器皿之所以能装东西，是因为其中有空隙。国家的力量并不仅仅在于可见的力量。 国际政治同样如此。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构成国家的实质力量。然而，信任、外交灵活性、文化包容力和国际社会的声誉则是使这些力量真正发挥作用的空间。虽然可以通过武器和金钱来统治世界，但要长期维持受人尊敬的秩序却是困难的。 美国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秩序的中心，不仅仅是因为其压倒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它积极参与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联合国等国际制度的形成，并通过同盟、市场、高校、研究机构、文化和技术创新扩大了国际影响力。当然，美国中心的秩序也存在战争、干预、不平等和双重标准等矛盾。然而，历史明确表明，当军事力量、制度、经济和文化结合时，国家的影响力可以变得多么巨大。 中国的崛起也不能仅仅用军事力量的增强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长为世界的生产基地，建立了庞大的内需市场和制造业生态系统，如今在电动车、电池、通信设备、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航天技术等领域扩大了竞争力。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人口结构变化、房地产问题、地方政府债务、技术管控和国际不信任等挑战。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难以在所有领域实现完全的优势。因此，未来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竞争与合作、对立与相互依存复杂交织的秩序，而非某一国家决定所有规则的简单霸权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应选择怎样的道路呢？ 历史教导我们，处于强国之间的国家的命运并不一定以悲剧收场。古希腊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展示了强国竞争如何摧毁整个共同体。修昔底德所记录的梅洛斯对话则提醒我们，当力量压倒正义时，小共同体会被迫做出多么残酷的选择。 然而，历史的教训不应被视为弱小国家的宿命论。今天的韩国并不是古代的梅洛斯。它是一个拥有全球制造业、高科技、相当经济规模、军事力量、高教育水平和文化影响力的国家。问题不在于力量的缺乏，而在于我们能多么系统地连接和战略性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力量。 19世纪末，朝鲜未能读懂急剧变化的国际秩序。在清朝、日本、俄罗斯和西方列强的竞争中，内部改革和国家能力的增强未能充分实现，最终失去了国权。当然，殖民统治的责任在于实施侵略和强制合并的日本帝国主义。然而，我们应从这一悲剧中反思，理解读懂国际形势的能力和国家内部的创新是多么重要。 相反，韩国的现代史也是将危机转变为成长契机的历史。在战争的废墟上推进教育和工业化，通过民主化扩大政治自由，并将半导体、汽车、造船、钢铁、信息通信和文化产业发展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域。这些成就并非某一政权、企业或特定世代的功劳，而是无数劳动者、企业家、科学家、教育者和公民共同积累的结果。 如今，韩国正站在另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上。其中心是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物理人工智能。 在过去的国际政治中，煤炭、钢铁、石油和军舰决定了强国的力量，而今天，半导体、数据、算法、电力、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则构成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人工智能不仅仅是产业技术，它是改变经济生产力、军事决策、信息活动、外交、行政、教育和医疗、文化与媒体的通用技术。 特别是要理解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力，必须同时关注技术的五个层次。第一是电力和能源。第二是包括GPU和高带宽内存（HBM）在内的半导体。第三是数据和云基础设施。第四是人工智能模型和应用软件。第五是使这些智能在现实世界中运作的机器人、自动驾驶、智能工厂和物理人工智能。这一划分是解释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战略的分析框架。 在这五个层次中，任何一个层次的脆弱都会限制国家的人工智能竞争力。即使生产出再优秀的半导体，如果缺乏电力，就无法运营数据中心；即使获得GPU，如果缺乏数据和软件，也难以产生产业成果。即使有优秀的人工智能模型，如果无法在实际工厂、医院、物流和国防现场应用，经济附加值也会受到限制。 韩国面临重要机遇。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现代汽车等制造业企业在汽车、机器人和生产自动化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能力。如果将造船、国防、生物医药、信息通信和内容产业结合起来，韩国有望跃升为在实际产业现场实现人工智能的强国。 2026年，韩国政府也将人工智能数据中心、K-半导体和物理人工智能作为核心战略产业。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在7月发布的下半年工作计划中强调了对大规模民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投资的支持和物理人工智能产业的培育。10月，政府与产业界、研究界共同推进物理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合作活动。然而，投资计划和政策目标并不意味着立即实现成果，必须通过实际的电力供应、人才保障和商业化业绩进行评估。 在这里，重要的是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将成为外交安全政策。 半导体供应链建立在美国、中国、台湾、日本、荷兰和韩国之间复杂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上。先进的半导体设备、设计软件、制造工艺、内存、封装和材料，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占。因此，随着技术竞争的加剧，确保供应链稳定性的外交能力变得愈加重要。 韩国应在韩美同盟的基础上深化与先进技术的合作，同时务实管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与日本在半导体材料、设备和科技领域扩大合作，与欧洲在技术标准、产业规范、气候和能源领域加强合作。东南亚、印度、中东和中亚是市场和生产基地，也是未来的技术合作伙伴。 这种外交既减少了对某一国家的无条件依赖，也为韩国成长为国际社会的连接者开辟了道路。供应链的多元化并不是削弱同盟，而是提升国家的恢复力。 物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在此更加凸显。生成型人工智能处理人类的语言、知识、图像和信息，而物理人工智能则使人工智能通过机器人、机械、汽车和生产设备在物理世界中行动。这对拥有全球制造业基础的韩国来说，尤其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然而，机遇并不自动保证成功。中国利用庞大的制造业生态系统和市场提升人形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竞争力，而美国则基于人工智能模型、半导体设计、软件和资本市场的优势，试图主导新的产业秩序。如果韩国安于过去的制造业成功，可能在新的技术秩序中落后。 因此，韩国的产业战略应从单纯增加半导体出口向更高层次发展。必须将人工智能半导体、数据中心、电力网络、机器人、软件和制造现场连接成一个生态系统。大学、研究所、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独立行动的结构也应当改变。 特别是地区的角色至关重要。人工智能产业并非仅依赖首都圈的数据中心和研发人才才能完成。全罗北道和庆尚南道的制造业基础、光州的人工智能能力、大邱和庆北的机器人与电子产业、忠清地区的半导体与研发、釜山和蔚山的海洋与汽车产业等相互连接，才能形成全国性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系统。 在这一过程中，像沙门金这样的地区可以考虑结合能源、工业用地和先进制造业的新可能性。然而，仅靠口号无法吸引企业。必须具体保障稳定的电力供应、输电网、用水和交通、研究人才和居住环境、投资收益性。地区均衡发展也应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角度进行考量。 将国家的产业能力分散并连接到全国，是减少首都圈集中带来的风险的措施。如果某一地区过度集中电力、数据、研究人才和产业设施，可能会在灾难、网络攻击和地缘政治冲击中变得脆弱。地区的创新即是国家的恢复力。 然而，韩国的生存战略不能仅仅依靠产业和技术。朝鲜和朝鲜半岛和平这一外交安全的最紧迫问题依然存在。 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能力威胁着韩国的安全。强大的威慑力和韩美联合防御态势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管理军事紧张局势、预防意外冲突以及保持可能的对话渠道的外交努力也很重要。威慑与对话并非一定是二选一的关系。可靠的威慑力可以为对话奠定基础，而实质性的对话也可以降低军事风险。 不应将朝鲜半岛问题仅视为美中霸权竞争的附属问题。韩国是朝鲜半岛和平的直接当事国，对其未来负有最大的责任和利益。即使美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利益发生冲突，韩国也应具备长期和平战略和统一愿景。 孙子兵法中的“知彼知己”并不仅仅是了解敌人和自己。它是准确理解对方的能力和意图，冷静判断自身的局限和可能性的态度。我们不应低估朝鲜，但也不应因恐惧而缩小韩国所拥有的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同盟和外交能力。 在此，我们应重新审视国家战略的目的。韩国为何要变得强大？增加半导体产量、增强军事实力、成为人工智能强国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通过这些力量保护国民的生命与自由，实现人性化的生活和文化繁荣，让未来世代能够在和平的自然中追逐梦想，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懂得满足就不会受到羞辱，懂得止步就不会危险。国家战略中的节制并不是软弱。知道自己应坚守的价值和能够承担的能力，避免过度扩张和不必要的冲突，这是一种高度的战略智慧。 强国的历史不断证明了这一点。过度的军事扩张、财政负担、内部分裂和制度僵化促进了许多帝国的衰退。罗马、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和苏联的历史虽然各不相同，但都留下了国家外部影响力与内部可持续性之间需要平衡的共同教训。 韩国并不需要成为帝国。成为一个不支配他国的强国，成为一个世界需要的国家更为重要。要成为一个擅长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汽车和船舶的国家，一个尊重自由与法治的国家，一个通过文化和艺术与世界沟通的国家，一个为解决气候危机、疾病、贫困和战争问题做出贡献的国家。 这就是韩国文化的力量。K-POP、K-剧、电影、文学、饮食和生活文化已经使韩国成为世界人们熟悉的国家。文化的力量并不像军事力量那样强制，但能打动人心。如果韩国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连接全球产业，韩国的文化则能连接世界人民的情感与日常生活。 因此，韩国的新国家战略应围绕三个支柱进行设计。 第一是安全的自强与同盟的信任。在巩固韩美同盟的同时，发展独立的信息、监视、侦察能力和网络安全、太空安全、先进国防技术。强大的同盟与强大的自主国防能力并不矛盾。 第二是技术与产业的战略自主性。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物理人工智能、能源和生物等核心领域，必须确保不可替代的竞争力。这并不是说要实现所有技术的国产化，而是要具备必须坚守的核心能力，同时最大化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利益。 第三是文化与外交的全球扩展。超越美国和中国这两大国，拓展韩国的外交视野至东南亚、印度、欧洲、中东、中亚和非洲、拉丁美洲。需要政府外交、企业、大学、媒体、文化艺术界、地方政府和公民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外交。 这三项战略是相互不可分割的。安全不稳，经济就会动摇；产业薄弱，国防的可持续性就会下降；文化与外交缺乏信任，经济成就也难以与国际影响力相连接。国家战略就是将所有这些要素整合为一个方向。 金兴圭院长编纂的《激变》向我们提出的最重要问题也正是这里。韩国在变化的国际秩序中，是将继续成为一个简单等待强国选择的国家，还是将成为一个能够自主设计自身力量、价值和未来的国家？ 这个答案不能仅仅交给某一位政治领袖、外交官或企业家。国家的未来是政治的品格、企业的创新、科学家的挑战、媒体的责任和公民的成熟判断共同塑造的。尤其是媒体不应仅仅停留在传递强国的逻辑上，而应从韩国的视角解读世界。在真理与正义、自由的原则上验证事实，并共同思考国家的长期利益与人类的普遍价值。 在这里，我再次思考人、文化和自然这三种价值。技术若不尊重人类则是危险的，失去文化的增长是空洞的，破坏自然的繁荣是无法持续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战略也应将这三种价值置于核心。 在美中霸权竞争的时代，韩国应选择的道路并不仅仅是美国或中国的问题，而是韩国将成为怎样的国家的问题。要成为一个对同盟有信任、对竞争有实力、对外交有智慧、对产业有创新、对文化有品格的国家。 剧变是危机，但同时也是机遇。当过去的秩序动摇时，新的国家腾飞的空间也随之打开。韩国已经在战争、贫困、专制和经济危机中克服了困难，成长为世界瞩目的国家。现在所需的是将这一经验升华为未来的国家战略。 孙子教导我们不战而胜的智慧，老子则提醒我们在强大中保持节制。历史警示我们要警惕强国的傲慢，而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物理人工智能则展示了新时代的力量源泉。 所有这些教导指向一个方向：不要将韩国的命运托付给他国。 我们不需要成为一个统治世界的国家。然而，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世界无法轻易动摇的国家，一个世界希望与之合作的国家，一个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的国家。 这就是韩国在剧变时代的生存战略与发展战略，也是一个热爱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国家应走的道路。※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挑战与分享协会于21日上午7时10分在首尔江南区GS塔1层的阿莫里斯大厅举办第93届企业家精神论坛。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加速的AI霸权战争，韩国的胜负关键是什么？”主讲人包括首尔大学特任教授朱永燮和前KAIST校长李光亨，讨论制造业的人工智能（AI）转型及美中技术霸权竞争下韩国企业的应对策略。 朱教授的首场演讲主题为“韩中制造业的AI大转型，竞争还是差异化？”他曾担任现代自动网CEO和中小企业厅长，强调制造业专用AI和物理AI是韩国工业的主要竞争力。 朱教授将基于今年六次访问中国所确认的现场变化，提出韩中制造业竞争格局及韩国企业的应对方向。特别是，他将聚焦于韩国制造业如何摆脱追赶中国规模与速度的竞争，结合积累的现场数据、技术和经验，制定差异化战略。 此外，论坛还将探讨如何将AI的引入不仅限于提高单个工序的效率，而是与企业的竞争力提升相结合的战略和实施方案。 在第二场演讲中，李前校长将以“美中霸权竞争，人类能否管理AI？”为主题，探讨AI发展速度与人类控制能力的关系。 李前校长在KAIST负责创业教育和未来战略研究，他将分析AI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应对能力之间的平衡，并提出韩国在美中技术竞争中应采取的战略。 他特别关注AI开发速度和投资方向对半导体等相关产业需求和市场的影响，并讨论企业在技术竞争力保障和应对变化方面的战略任务。 挑战与分享希望通过本次论坛，帮助企业家理解中国制造业的变化和全球AI竞争格局，寻找适合各自业务的应对策略。 活动将于上午7时10分至9时30分举行，早餐将在上午6时40分至7时提供。参会费用为每人15万韩元，包括早餐。有关报名及详细信息，请访问挑战与分享官方网站。 挑战与分享自2018年7月首次举办企业家精神论坛以来，一直为企业家提供讨论经营战略和产业变化的平台。本次活动是第93届。※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澳大利亚的未来繁荣不仅取决于国内改革，还取决于如何应对美中关系及国际秩序的变化。 澳大利亚著名政策研究机构罗威研究所于12日发布的报告指出，尽管过去75年全球经济生产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但当前出现了三种变化，使得这一趋势的持续性受到质疑。 罗威研究所是影响澳大利亚国际政策讨论和对外战略制定的重要外交与安全专业研究机构。该报告由经济专家约翰·爱德华兹撰写，他曾担任澳大利亚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并担任汇丰银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首席经济学家及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的经济政策顾问等职务。 三种变化包括：首先是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导致美中竞争加剧；其次是支撑大国与中小国之间活跃经济交流的全球经济秩序发生变化；第三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影响。 爱德华兹指出，澳大利亚在经济上与中国紧密相连，而在安全和文化上则与美国关系密切，考虑到地缘政治位置，如果国际经济出现不利因素，澳大利亚可能面临重大风险。他解释说，自200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国防与安全需求与贸易利益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大，协调两者变得愈加困难。 对澳大利亚而言，最不利的情景是美中关系敌对恶化，导致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中断。届时，两国的盟友和经济依赖国可能会像冷战时期一样被迫选择一方，技术发展和传播也可能受到限制。 相反，理想的情景是美中双方达成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的国际规则，并广泛遵守。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增长和生产力提升，创造出比消失的工作岗位更多且质量更高的就业机会，这也是一个积极的未来展望。※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全球人工智能(AI)霸权战争正达到顶峰。美国通过占领AI芯片市场并将其武器化，掌控了基础设施；而中国则依托海量数据提升AI效率。 根据彭博社智能(BI)等最新分析，中国最高AI模型与美国最高AI模型之间的基准分数差距已缩小至3%以内（81.1分对83.4分）。年初时这一差距为15%，上半年为9%。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预计明年中国AI模型的性能将与美国相当。 数字竞争基准与经济性的关系 仅凭3%的数字并不能认为中国已完全追赶上美国。根据LiveBench的标准，分数差距仅为2.8%；而在人工智能分析智力指数(v4.3)中，美国（53.4分）与中国（44.9分）的差距仍然约为16%。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下属的CAISI专家级黑客任务的成功率显示，美国模型的成功率为71%，而中国模型仅为32%，性能差距超过两倍。 在民众的偏好投票或简单评估中，差距较小。然而，在复杂推理和网络安全攻击等高难度领域，差距依然存在。引入简单基准及各种评估后，中国仍落后于美国半年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竞争的态势：美国迈出一步时，中国则跨出五步；美国开始奔跑时，中国则全力以赴。尽管差距依然存在，但两国的距离在不断缩小。 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自美国实施半导体出口管制以来，中国利用已获得的NVIDIA H800等旧款芯片进行AI模型的训练。同时，中国也在进行自主开发，积极引入华为的Ascend 950 PR/DT等国产芯片。尽管计算能力不足，但通过数量弥补，成千上万的芯片结合丰富的电力投入，实现了与最新模型相当的计算能力。 在软件方面，中国也逐渐摆脱了NVIDIA的AI芯片平台CUDA。在全球AI企业中，除了NVIDIA外几乎没有替代品，而中国正在构建自己的基础设施生态系统，这在经济性上也具有优势。 中国AI迅猛发展的背景是价格破坏和开源生态的扩展。美国的GPT系列、Claude等高性能封闭模型的售价为每100万标记25至50美元，而中国的GLM-5.3（4.40美元）、DeepSeek V4.1 Flash（1.20美元）等价格则低于十分之一。考虑到AI所需的所有任务并不都需要高度计算能力，使用中国模型的结构也就成为必然。 在全球AI中介平台OpenRouter的前十名模型中，有六个是中国模型。DeepSeek的周请求市场份额达21.8%。出现了超越谷歌和OpenAI的现象。尽管有人指出中国AI产业在2030年前难以实现盈利，但通过几乎免费的补贴策略，迅速吸引了全球用户和数据。 韩国的现实，基础设施与数据均不足 美国垄断了先进半导体（NVIDIA、AMD）、超大规模计算数据中心和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本实力等“超尖端基础设施”。尽管中国面临供给限制，但凭借14亿人口和国家主导的数据收集基础，涌现出“庞大的学习数据”和开源生态，紧追其后。 韩国在基础设施和数据这两方面都难以追赶这两大巨头。盲目参与美国数万亿韩元的GPU集群建设竞争，缺乏资本和计算资源；而与中国的大规模数据收集结构或单一大规模语言人口基础相比，绝对数据的“量”也处于劣势。在体量上与美中同台竞争，现实上是难以实现的。 那么，韩国应从何处寻找答案呢？随着AI竞争的范式从基础技术开发转向“实际应用及优化（Fine-tuning）”，韩国的竞争力有望显现。 韩国的家庭互联网接入率达到99.97%，3岁以上国民的互联网使用率为94.5%，智能手机普及率超过97%，是典型的超高信息化国家。并非仅仅是网络铺设，国民整体对智能手机和PC基础的数字服务非常熟悉。ChatGPT等生成型AI服务的使用率也在迅速上升。 制造、金融、医疗、教育、公共行政等各个行业和社会系统也都高度数字化，持续生成高质量、高密度的“现实生活民间数据”。如果说中国的数据是“量的庞大”，那么韩国的数据则是由具备精细数字素养的民众生成的“高质量优化数据”。在精确的现场测试和行业特化AI移植方面，全球鲜有能超越韩国的测试平台。 ChatGPT和Claude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层面推动全民免费AI服务的“大家的AI”也被认为是多余的。然而，综合我们所拥有的竞争力，情况就有所不同。韩国在民间活力的基础上，国家层面的果断准备也在同步进行。政府计划在年内向全体国民提供免费AI服务“大家的AI”，以避免AI应用差距导致经济和社会差距的扩大。内容也非常具体，包括健康、教育、金融、税务等与日常生活和产业紧密相关的福利和行政服务。 这将成为全体国民将AI作为日常工具的强大政策基础，并推动国家整体转型为一个巨大的“AI应用生态系统”。 向AI三大强国(G3)的战略跃升 韩国要成为全球AI三大强国的道路并不是模仿美中，而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所拥有的“高质量数字基础设施”和“世界一流的用户敏捷性”。 首先要建立独立的AI模型，但不应沉迷于1对1的性能竞争，而应集中于韩国在制造、医疗、金融和公共数据方面的优势，发展“特化型AI”和“物理AI”。基于全球第一的制造能力，巩固作为“超级乙方”的地位，将硬件与定制的主权AI服务相结合。最重要的是通过国家层面的“大家的AI”政策，建立全民灵活运用AI的超高水平AI应用人口基础。 几年后，美国仍将垄断基础设施，中国也将继续通过大量数据压制竞争对手。韩国必须在庞大的基础设施和数据洪流中找到最佳路径。如果能够以独特的现场应用能力和数字接受性为武器，开拓高质量的应用生态系统，韩国将在美中霸权战争的激烈浪潮中，自信地奠定“全球AI三大强国”的基础。※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19世纪初，英国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丝绸和瓷器。然而，英国对中国的商品出口规模并不大。随着银子不断流入中国，英国商人开始向中国出售印度产的鸦片，以填补贸易不平衡。1839年，清政府查扣并销毁鸦片，引发的冲突最终演变为战争，这就是源于经济利益的“鸦片战争”。 180多年后，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也被称为“战争”。但在当前的美中贸易战中，取代枪炮和战舰的则是关税、出口管制、半导体和稀土等武器。美国提高关税时，中国则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限制高科技出口时，中国则限制关键矿产的供应。自2018年以来，美中之间的贸易冲突一直以类似的模式发展，成为国际新闻的常客。然而，今天的美中贸易战与鸦片战争有着决定性的不同。清朝时期没有制约英国的手段，但如今两国都掌握着对方的“命门”，因此在施压的同时又无法停止交易。 9月2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中领导人峰会证明了这一现实。双方决定将原定于11月到期的贸易休战延长至2027年1月10日，并正式启动美中贸易委员会，推动对各自约300亿美元商品实施更低的关税。 从外部来看，美国和中国在关税、半导体和稀土问题上互不相让，似乎在“咆哮”。然而，深入分析经济关系，双方的态度更接近于“我们不会放手”。 尽管冲突持续，为什么还要讨论降低关税并扩大交易呢？原因在于美国和中国的市场、供应链和金融关系紧密交织。两国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彼此重要的市场和供应来源。根据美国统计数据，从今年1月到7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约1564亿美元，向中国出口约652亿美元。尽管贸易战已持续8年，供应链重组正在进行，但在此期间，两国的商品贸易额仍超过2200亿美元。 美国难以否认其受益于中国制造业。中国的消费品和中间产品长期以来在美国市场上起到了降低价格的作用。最近，关税上涨的负面影响已成为美国消费者的负担。根据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研究人员发布的数据，2025年关税上涨后，中国进口商品的零售价格到12月同比上涨了8.5%，而从4月到12月期间，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中至少有30%转嫁给了消费者。 当然，与中国的贸易并非仅给美国带来利益。所谓的“中国冲击”对与中国产品直接竞争的美国制造业地区的就业和工资造成了显著冲击。与中国进口商品竞争暴露较多的地区受到的影响更大。这也是美国难以轻易取消关税的原因。 中国同样因从美国获得的利益而无法轻易放手。美国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美元主导的金融秩序对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海外交易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长期以来通过出口赚取的美元中，很多被积累为外汇储备，并投资于美国国债。尽管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大幅减少，但截至今年7月底，仍达6180亿美元。尽管金融相互依赖的形态在变化，但两国经济短期内难以分离的结构并未消失。 此外，两国都能对对方的“要害”施加压力。美国不仅可以通过关税，还可以利用高端半导体、半导体制造设备、设计软件以及美元主导的金融网络来对中国施压。中国在稀土、关键矿产和制造供应链方面则拥有美国难以轻易替代的影响力。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的数据，2020年至2023年间，美国稀土化合物和金属的消费中，中国占67%。天然石墨占43%，锑占53%。如果将范围扩大到高科技产业和国防所需的关键矿产，中国供应链的影响力将更为显著。 相互依赖赋予了双方施加有效打击的能力，但越是使用这种力量，自己所承受的成本也越高。如果美国将关税和技术控制推向极限，自国企业和消费者将承担相应的成本。中国如果过度将稀土等资源武器化，可能会促使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供应链脱离中国。因此，任何一方都难以随意使用手中的牌。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与这一现实息息相关。双方在5月的北京峰会上达成了这一关系的定义，此次又增加了“尊重、公平、对等”的原则。习近平主席表示，应将合作作为主要方向，适度管理竞争，控制分歧。虽然这可以被视为外交辞令，但结合贸易委员会和关税降低的讨论，至少可以确认两国正在建立防止竞争失控的机制。 美中竞争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未来，围绕半导体、人工智能、电动车和电池、稀土及供应链的冲突可能会更加激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大国的关系必然走向战争。深厚的相互依赖虽然不能保证避免战争，但如果美中关系彻底断裂，双方都将付出代价。这也是为何无法简单将修昔底德陷阱或鸦片战争直接套用在两国关系上的原因。 因此，美中贸易战的本质并非旨在摧毁对方，而是试图在相互依赖的条件下，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利益竞争。提高关税后再进行谈判，控制出口后再恢复交易，同时准备制裁手段的矛盾“假朋友”关系。 此次降低关税的讨论仅限于非敏感品项，半导体和电动车被排除在外。两国在继续交易的同时，对涉及安全和技术竞争的领域划定了明确的界限。韩国应关注的是这些敏感领域与非敏感领域的界限。我们不应被美中表面的不和谐和冲突行为所左右，而应准确解读在相互制约结构下，两国在控制和交易方面的动态。只有这样，才能在这条界限上找到利益和缓冲角色的机会。 作者主要经历 ▲ 京畿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室研究员 ▲ 汉阳大学战略信息学系兼职教授 ▲ 总统直属基本社会委员会地方政府特委会委员 ▲ 经济人文社会研究会海外机构评估委员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在下个月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期间，美中俄三国领导人举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被提出。 据俄罗斯国营的《维斯季》电视台29日报道，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尤里·乌沙科夫在采访中表示，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将按计划出席APEC峰会。他还预测：“如果美国总统也出席，东道国的习近平主席很可能会采取措施促成三方会谈。” 乌沙科夫顾问指出，目前尚未就三方会谈达成一致，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出席与否也尚未确定，但他表示：“如果三位领导人聚在一起，我认为他们会自然而然地进行会谈。” 中国方面也对三方会谈的可能性表示积极评价。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晖在接受《俄罗斯报》采访时表示，如果中国能够促成普京总统、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三方会谈，“将会非常有益”。 张大使表示：“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三方会谈，将对多极化世界的发展和形成非常有帮助。”他强调，“俄罗斯、美国和中国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和全球大国”，并指出“这个世界的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将共同为全球经济发展及维护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 美中俄领导人在APEC期间会晤的可能性自本月初以来就已被提出。乌沙科夫顾问在1日时也曾表示：“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三人会晤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今年的APEC峰会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当前，脱离中国的趋势显而易见。2018年美中贸易争端期间，美国提高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随后对半导体等高科技产品的监管也不断加强。随着新冠疫情的影响，针对过度集中于中国的供应链的担忧加剧，去耦合（decoupling）之后，去风险（de-risking）和“中国+1”战略逐渐成为人们熟悉的概念。全球企业也开始将集中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迁往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或新建工厂，过去八年间全球生产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实际上，贸易统计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变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25年美中贸易冲突再次升级后，中国对美出口在九个月内减少了约20%。与2018年第一次美中贸易争端后，中国对美出口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增长相比，最近的变化速度明显加快。美国开始从其他国家采购部分原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企业也将生产基地分散到中国以外，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和贸易结构正在实际发生变化。然而，我关注的是接下来的情况。中国的供应链是否也随着生产的外迁而减少呢？从最近的趋势来看，未必如此。自2025年初以来，中国向越南等东盟国家的中间产品出口迅速增加，这与美国提高关税后部分出口导向生产的转移趋势相吻合。实际上，在美中贸易冲突再次加剧的同时，中国对美出口大幅减少，而对东盟的出口反而增加。到2026年8月，东盟占中国整体出口的约19%，而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同比增长约21%。这表明，新的生产基地在中国以外成长的同时，所需的材料和零部件又重新从中国供应。然而，这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商品通过越南或泰国绕道出口。随着中国中间产品使用的增加，东盟自身的生产和附加值也在增长。换句话说，考虑到包含在东盟出口中的中国附加值增加的同时，东盟在全球价值链中创造的自身附加值也在增加，因此可以更恰当地认为，生产正在从中国转移到东盟，形成了新的分工结构。东盟作为新的生产基地正在崛起，同时与中国的材料和零部件的连接仍在持续。在这里，我们需要反思一下，是否对脱离中国的理解过于简单。如果在越南开始生产原本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虽然生产基地确实脱离了中国，但如果该工厂使用的材料、零部件和设备仍然大部分来自中国，那么就不能说供应链已经脱离中国。工厂位于哪个国家与工厂通过何种供应链运作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在讨论脱离中国时，我们相对忽视的部分也在于此。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角色本身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中国是从韩国和日本等国进口材料和零部件，制造成品并出口的“世界工厂”，而现在则迅速转变为为其他国家的生产提供中间产品的角色。最近，中国向东盟、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中间产品出口量较2018年美中贸易争端前有所增加，这与这种变化密切相关。即使中国直接生产和出口的成品比例减少，但如果其他国家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更多的中国材料和零部件，那么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的影响力也不会以同样的速度减少。最近，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也显示出这种趋势。到2025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达到9130亿美元，同比增长18.2%，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也达到了262亿美元。东盟在脱离中国和“中国+1”战略中成为代表性受益地区的同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也在加深，这一点非常有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脱离中国的努力失败。美中之间的贸易放缓以及中国以外生产基地的扩大都是事实。当前的变化更像是生产在多个地区分散，而中国通过中间产品供应和海外直接投资继续参与新的生产网络，而不是简单地与中国的联系消失。因此，评估脱离中国的程度时，不应仅仅依据工厂的位置，而应同时关注与之相连的供应链中，中国的角色实际上减少了多少。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并非他人的故事。过去，当谈到供应链多元化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将集中在中国的生产转移到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实际上我们的企业也在中国以外建立了新的生产基地。然而，迁移生产基地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自然降低。我们需要关注产品所用材料和零部件的来源，生产所需设备的供应者，以及在当地生产过程中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的参与程度。尤其是对于与中国长期形成紧密生产网络的我们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脱离中国的进展程度不仅仅是生产基地的迁移，而是更细致地观察在这一过程中供应链的结构实际上是如何变化的。这并不是说所有中国中间产品都要被其他国家的产品替代，而是要准确识别在哪些行业和品类中，中国的依赖程度实际上在降低，反之在哪些部分仍然保持高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考虑我们产业竞争力和供应链稳定性的战略，这才是当前更为重要的事情。作者主要经历△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 济州和平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 韩中社会科学学会秘书长 △ 中国区域研究编辑委员会编辑 △ （株）汉斯全球城代表理事 △ 汉南大学中国经济与贸易学教授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美国总统特朗普询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有意购买美国武器的言论，引发了广泛争议。 尽管美国国务院迅速澄清称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或提议，但这一言论在美国暂停对台军售的背景下引发了外界的关注。 争议的起因是美国驻华大使戴维·佩尔杜在27日（当地时间）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的发言。他在采访中提到，美国向世界各国出售武器，并表示“特朗普总统确实曾询问习近平是否想购买美国武器”。 不过，他并未说明这一问题是在习近平的国宾访问期间提出的，还是在过去的某次领导人会晤中提出的，也没有透露习近平的回应。 美国国务院在佩尔杜的发言被报道后立即进行了澄清。国务院一位官员在28日（当地时间）对《南华早报》表示：“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且没有任何向中国出售武器的提议或计划。” 尽管如此，这一言论仍然引起关注，因为美国政府在美中领导人会晤即将到来之际，正暂停约140亿美元规模的对台军售。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亚洲安全专家、前国防部及白宫官员杰克·库珀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总统在对台军售上犹豫不决的同时，向中国提出武器建议，这一做法令人震惊。”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莱恩·哈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将给直接面临中国威胁的美国盟友带来不安。” 有观点认为，这一言论可能与特朗普的对台问题谈判策略有关。美国智库奎因西责任国政研究所（QIRS）研究员丹尼斯·西蒙在《南华早报》中指出，在中国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情况下，特朗普可能试图将对台军售作为与中国谈判的筹码，探讨中国可能为此作出的让步。 此外，也有人质疑佩尔杜为何选择在公开场合提及如此敏感的言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CSIS）研究员斯科特·肯尼迪表示：“我不明白佩尔杜为何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公开这样的发言是明智之举。” 从美中军事关系来看，此次发言被认为是异常的。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与中国曾因共同应对苏联而扩大军事装备交易等合作，但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军事合作大幅缩减。此后，美国限制向中国军方转让美国武器，随着美中战略竞争加剧，美国的对华军事政策逐渐聚焦于遏制中国的军事力量扩张。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中国商务部于28日公布了在20日至23日于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的美中高级贸易谈判结果。中国方面表示，此次谈判在贸易、投资、农业、金融、人工智能（AI）等10个领域取得了成果。特别强调双方达成了降低各自约300亿美元进口商品关税的协议。中国公布的10项成果如下： 首先，设立美中贸易委员会。双方决定在贸易谈判机制下设立贸易委员会，讨论两国贸易的优化问题。 其次，达成300亿美元规模的相互关税降低协议。双方同意对各自从对方国家进口的约3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进行相互降低。根据中国商务部的说法，双方将把适用于该商品的约90%的关税降低至最惠国（MFN）税率水平，并将同时实施。 第三，扩大美国煤炭进口。中国决定将美国煤炭纳入“300亿美元对300亿美元”关税降低框架中。因此，中国为2027年和2028年每年进口美国煤炭奠定了基础。 第四，设立美中投资委员会。双方决定建立一个常设对话平台，讨论投资机会和投资障碍。计划在符合两国法律和法规的范围内，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并响应企业的需求。 第五，设立农业工作组。中国商务部与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共同领导，相关监管机构参与。讨论农产品的相互市场准入和监管问题，首次会议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 第六，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性共识。中国决定根据法律和规定审查包括美国金融机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企业在中国的营业和分支机构设立申请。同时，中国要求美国为中国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和稳定的政策环境。 第七，设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中国谈判代表何立峰与美国代表斯科特·贝森特分别担任两国人工智能对话的负责人，进行了首次会议。双方讨论了人工智能的风险和收益，并计划在11月底前召开下一次会议。同时，决定建立沟通渠道，以便在发生与人工智能相关事件时进行联系。 第八，延长2025年10月马来西亚吉隆坡协议的适用期限。双方决定将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暂停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1月10日延长至2027年1月10日，并继续进行进一步协商。 第九，讨论扩大两国间的直航客运航班。中国期待航班的扩大将有助于两国间的人文交流和经济贸易合作。 第十，重申继续履行现有贸易谈判协议。中国商务部表示，自去年以来，双方已进行8轮贸易谈判，达成了一系列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协议。 中国商务部评估称，此次协议将有助于维护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稳定，并为两国企业提供更为稳定的环境。然而，许多协议仍需经过各国的国内法律程序和后续谈判。※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在习近平主席的美国国宾访问结束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强调需要关注此次美中领导人峰会达成的协议是否能够真正落实。 28日，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在社论中评价此次峰会为历史性访问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同时指出：“美国在关税、技术管控、台湾问题等核心议题上是否能够付诸行动，仍需观察。”这意味着美国的后续行动对于实现领导人之间的共识至关重要。 此前，中国外交部于26日宣布，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期间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达成了八项成果和共识。首先，双方决定建立“基于尊重、公平和平等的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次，双方确认支持中国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和美国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并表示愿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第三，双方一致认为伊朗必须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并达成共识，任何国家或机构不得对国际水道的通行征收通行费。 第四，双方重申中国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盟国共同作战并取得胜利的事实。第五，双方承认美中经济贸易谈判机制的作用，并推动300亿美元规模的互相降低关税方案。第六，双方通过毒品打击机构的合作，共同查处新型精神活性物质和前体化学物质相关案件，并在两国逮捕了数十名相关嫌疑人，取得了显著成果。第七，双方决定设立美中人工智能（AI）对话渠道，以讨论AI相关的风险和收益。第八，中国将向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动物园租借一对大熊猫，平平和福双于27日抵达亚特兰大。中国方面还表示，双方军方将尽快签署谅解备忘录（MOU），以加强危机沟通和预防，并继续在中国境内进行失踪美军遗骸的搜寻工作。 此次峰会中，双方没有发布联合声明，而是各自发布了独立的结果文件。特别是中国公布的八项协议中并未直接涉及台湾问题。美国方面的声明同样没有明确提及台湾问题。 《环球时报》强调此次协议表明美中双方可以通过合作取得实质性成果，但也指出协议必须得到实际落实。特别是在关税、技术管控和台湾问题上，明确表示将关注美国的后续行动。 中国官方媒体在峰会结束后强调积极成果的同时，也特别提到美国是否履行承诺，这被解读为中国在评估此次协议为美中关系改善的开端，但将谨慎观察美国未来的实际政策变化。※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