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利利开始的是爱。耶稣没有军队，没有领土，没有宫殿，也没有管理帝国的官员，更没有留给后世的财富。他留下的只是与人们的几句言语，以及他自己的生活。爱上帝，爱邻居，甚至爱敌人。不要忽视最微小的人。想要升高，就要先降低；想要被服侍，就要先去服侍。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从世俗的标准来看，一切应该就此结束。领导者被处决，门徒们四散而去。然而，这并没有结束。相信耶稣复活的人们重新聚集，这个小共同体成为了教会。教会超越城市和国界。在迫害中，基督教传播到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最终成为皇帝认可的宗教，并在后来成为欧洲文明的中心。爱成为了信仰，信仰成为了共同体，共同体成为了教会，成为了制度，成为了文明。就在那一刻，基督教历史上最棘手的问题开始了。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发生了什么？ 彼得与保罗，教会踏上征途耶稣离开后，初期耶路撒冷共同体的中心是彼得。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会跟随耶稣到底，但在关键时刻却三次否认了他。他害怕，跌倒，失败。但他又重新站了起来。这在基督教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教会并不是由完美的人组成的团体开始的，而是一个跌倒、悔恨并重新开始的人类共同体。彼得在初期耶路撒冷教会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后来的西方教会将彼得与罗马教会的关系视为罗马主教和教皇职传统的重要根基。然而，要理解初期基督教如何超越耶路撒冷的围墙走向世界，还需要认识另一个人，那就是保罗。他在耶稣生前并不是门徒，起初反对跟随耶稣的人，但在经历了戏剧性的皈依后，成为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传教士之一。保罗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将对耶稣的信仰扩展到犹太人的界限之外，进入异教世界。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和希腊，再到罗马，开辟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初期共同体面临了重要的问题。跟随耶稣是否必须先成为犹太人？是否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外邦人是否也能直接成为基督共同体的一员？在初期共同体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然而，随着外邦人传教之路的开启，耶稣运动逐渐超越了犹太教内部的一个流派，开始成长为独立的世界宗教。犹太教通过散居将书籍和问题带到了世界各地，而初期基督徒则利用罗马帝国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和通用语言传播福音。传教士们走上了帝国为征服和统治而修建的道路。这是历史的悖论。 受迫害的教会与帝国相遇初期基督徒并不是强者。虽然罗马帝国在各个时代和地区对基督徒的迫害强度不一，但在多个皇帝和时期，基督教共同体经历了压制。拒绝皇帝崇拜和多神教公共仪式的基督徒态度，有时被视为对帝国宗教和社会秩序的挑战，导致了殉道者的出现。在这一时期，教会的力量不在于权力，而在于见证。人们认为可以杀死他们，但无法夺走他们的信仰。强大的帝国与无权的信仰共同体相遇。然而，历史却发生了逆转。在公元四世纪初，君士坦丁皇帝时代，基督教历史的巨大转折开始了。313年，通过所谓的米兰敕令，宗教宽容制度性地扩大，基督教摆脱了长期的迫害，获得了公开信仰的机会。教会得以建立，社区得以制度性地发展。这对基督徒来说是解放。然而，所有的解放都伴随着新的责任。受迫害的教会开始受到皇帝的保护，教会与权力之间出现了全新的问题。权力是保护教会，还是教会为权力辩护？皇帝的权力到哪里，主教的权威又到哪里？从加利利开始的爱的共同体开始接近帝国的宫廷。基督教不再是受害者的宗教。它开始拥有自己的力量，并被问及如何使用这股力量。 尼西亚，信仰成为教义公元325年，君士坦丁皇帝在尼西亚召集了多个地区的主教，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公会议。会议的中心是如何理解耶稣基督的激烈神学争论。圣子是受造物吗？与圣父的关系是什么？教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奠定了尼西亚信经的基础，形成了后来发展为三位一体教义的重要神学语言。这是信仰成为教义的时刻。为了说明共同体所信仰的内容，需要语言和标准。然而，标准一旦产生，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谁来决定正统？谁来界定异端？为了维护真理，教会的权威可以行使到何种程度？以爱开始的共同体为了保存真理而建立了制度，而这个制度也可能再次成为权力。贯穿基督教2000年的古老紧张关系在这里开始显现。 奥古斯丁，关注人类内心要理解罗马帝国末期的基督教，无法绕过奥古斯丁。他是北非希波的主教，年轻时经历了欲望与迷茫，经过漫长的智力与精神旅程后回归基督教信仰。他的关注点转向人类的内心。人类明知善却为何行恶？拥有自由意志的人为何成为欲望的奴隶？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历史又将走向何方？在罗马动荡的时代，他通过《上帝之城》区分了地上的国家与上帝的国度。世俗的帝国并非永恒，罗马也可能会崩溃。人类常常将眼前的权力误认为永恒，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神，这是他巨大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热爱国家与将国家神化是不同的。宗教参与社会与宗教本身成为权力也是不同的。 修道院，再次回归荒野随着教会的壮大，获得社会影响力和财富，讽刺的是，开始出现离开世俗、进入荒野的人们，那就是修道士。初期修道士们寻找沙漠和偏远之地。随着教会受到帝国的保护并获得社会地位，他们担心初期基督教的贫穷、节制、祈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可能会丧失。他们减少拥有，祈祷和工作。后来的西方修道院的重要精神被概括为“祈祷与工作”。修道院不仅仅是宗教设施。在中世纪欧洲，它成为教育、抄写、学术、农业、救助和医疗的空间，在社会动荡时保存书籍和经典，保持学习的火种。在获得权力的教会中，选择再次贫穷的人们出现了。宗教并非仅靠制度生存。总是需要那些将自己重新带回最初的人。 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源于同一根基的两种文明随着罗马帝国的东西分裂，彼此不同的政治、语言和文化环境逐渐固化，东正教与西方教会也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在西方，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政治秩序动荡，罗马主教的权威进一步增强，罗马教会在宗教、社会稳定、外交、行政和救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皇制度发展，拉丁语成为西方教会的语言。神学、教会法、修道院、教堂、大学和艺术结合，形成了后来被称为罗马天主教的巨大传统。“天主教”（Catholic）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普遍”的意思。然而，西方并不是基督教的全部。在东罗马，即拜占庭世界，另一种巨大的基督教文明正在成长。那里有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等古老教会，在希腊语和希腊哲学的传统中，神学、礼仪、圣像和修道生活、教父思想得到了发展。在西方，罗马主教的普遍权威得到了加强，而在东方，则发展出重视多个总主教共同性和自主性的传统。语言不同，政治利益不同，对教会权威的理解也存在差异。围绕圣灵的发出，即所谓的“菲利奥克”争论等神学差异也加深了冲突。源于同一根基的两种传统就这样逐渐疏远。 1054年，东西分裂1054年是东西教会大分裂的象征之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长期冲突以相互逐出教会的形式爆发。然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那一年，曾经近千年的教会就这样一朝一夕地分裂了。东西之间的差异是经过数百年积累而成的，1054年之后关系仍然持续。后来十字军和政治冲突的加入，使分裂更加加深。尽管如此，1054年是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西方走上了罗马天主教的道路，而东方的主要教会则走向了今天的东正教。两者信仰同一位耶稣，阅读同一部福音书，并共享初期公会议的重要传统。然而，他们却分裂了。宗教史上的古老悖论在这里显现。为了维护真理的热情，有时转变为排斥彼此的力量。热爱真理与相信我所理解的真理就是全部是不同的。 天主教与东正教，两条古老的河流分裂后，天主教与东正教在不同的文明圈中发展。天主教在西欧中心通过教皇制度、修道院、大学、经院哲学、哥特式教堂、艺术、教育和传教等方式，深深影响了西方文明。东正教则从拜占庭传播到斯拉夫世界，深深扎根于希腊、巴尔干、俄罗斯等东欧多个地区的历史与文化中。圣像、香火、庄严的礼仪和神秘主义的灵性，塑造了与西方教会不同的基督教面貌。信仰不仅停留在逻辑命题的解释上，更有在神秘中体验的传统。东西的面貌虽然不同，但根源是相同的，那就是耶稣。 中世纪教会，光明愈盛，阴影愈深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获得了巨大的权力。它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与国王的权威相抗衡，拥有广阔的土地和财富，并在教育、学术、文化和艺术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修道院保存了知识，大学也逐渐兴起。托马斯·阿奎那等思想家深入探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方济各则通过贫穷、和平和对造物的爱，提醒富裕的教会回归福音的本初。医院和救助设施相继建立，辉煌的教堂、音乐、艺术和建筑也应运而生。然而，光明愈盛，阴影也愈深。十字军战争、宗教强制和迫害，教会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冲突或勾结，出现了贩卖圣职、腐败和权力斗争。耶稣为门徒洗脚，而以他名字命名的教会，有时却拥有比国王更强大的权力。因此，最初的问题又回来了。当以爱开始的宗教获得权力时，发生了什么？权力可以用来建立学校、建造医院、救助贫困者。然而，未受制约的权力并不意味着以宗教的名义就自动变得善良。宗教同样在人的手中运作，而人一旦拥有权力，便总会面临节制的考验。 路德，再次质疑教会1517年，德国维滕贝格的奥古斯丁会修士兼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对当时的教会实践提出了质疑，尤其是赎罪券的销售。95条论纲成为了巨大的火种。然而，宗教改革的本质并不能仅仅用赎罪券来解释。在其背后，存在着更为根本的问题。人类如何得救？上帝的恩典与人类的信仰之间是什么关系？圣经与教会的权威应如何理解？信仰是为了制度而存在，还是制度是为了信仰而存在？当时的新媒体技术印刷术迅速传播了改革思想。圣经被翻译成各国语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直接阅读圣经，问题超越了教会的围墙。再次，质疑的时代开启了。 宗教改革与新教的诞生路德并不是唯一的改革者。茨温利、加尔文等多位改革者相继出现，而在英国则通过另一种政治与宗教过程形成了圣公会传统。西方基督教再次开始分化，新教诞生了。然而，新教也并非一个单一的教会。路德宗、改革宗、圣公会相继形成，之后又出现了浸礼宗、卫理公会等多种教派和运动。天主教也发生了变化。通过特伦特公会议，整顿了教义和制度，推动内部改革，耶稣会在教育、学术和世界传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宗教改革不仅改变了西方的宗教地图，也对教育、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改革并未立即带来和平。宗教战争和迫害接连发生，同样信仰耶稣的人们互相视为敌人，甚至发生悲剧。在这里，我们再次提出问题。如果信仰无法让人爱他人，那么这信仰又是为了什么？ 福音从一开始就流向东方基督教容易被认为是西方宗教，但它从一开始就是西亚的宗教。起源于耶路撒冷的基督教，早期便向叙利亚、波斯，甚至中亚、印度和中国传播。东方基督教的古老道路早已存在。在大航海时代后，天主教传教士以新的方式进入亚洲。特别是耶稣会传教士不仅仅传教，还带来了天文学、数学、制图和科学知识，并试图与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对话，学习中文和古典文献。像利玛窦这样的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相遇，创造了西学的书籍，这些书籍也传入了朝鲜。在朝鲜，发生了世界教会历史上罕见的事情。 朝鲜的士大夫们在书中遇见天主韩国天主教的起源非常独特。在许多国家，外国传教士首先进入传播福音并建立教会，而在朝鲜，知识分子们首先阅读书籍。通过研究从中国引入的西学书籍，他们接触到了天文、地理、数学和科学，并在书中遇见了这个陌生的宗教——天主教。他们提出了问题。天主是什么？人为何平等？灵魂是什么？生命与死亡的意义是什么？再次是书籍与问题。犹太教中我们所遇到的古老文明的方式在朝鲜再次重演。新的世界有时比军队更早通过书籍进入。1784年，李承薰在北京受洗，获得了“彼得”的洗名，返回朝鲜。他与李璧等多位知识分子分享信仰，自发形成了信仰共同体。朝鲜天主教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教士并不是首先建立教会，而是平信徒知识分子通过阅读和讨论，自发建立了信仰共同体。然而，巨大的冲突很快开始。朝鲜将儒家秩序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根基，尤其是祖先祭祀不仅是个人仪式，更是维护家庭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制度。天主教信仰与祭祀问题发生了冲突，关于身份秩序和平等的新思想也与现有体制产生了紧张。国家权力开始将天主教视为不仅仅是个人信仰，而是可能动摇社会秩序的思想。迫害开始了。 从罗马到朝鲜，再次成为殉道者的宗教历史奇妙地重复着。从罗马受迫害的基督教在欧洲成为了巨大的权力，而当这种基督教进入朝鲜时，又变成了无权者的宗教。信友们经历了信友们的迫害，包括信友们的殉道，王权和军队都不存在，华丽的教堂建筑也没有。对他们来说，只有信仰。2000年前罗马的初期信仰共同体与18、19世纪朝鲜的天主教共同体之间，尽管存在时间和文化的巨大距离，但有一点是相似的。无权者为了保护自己所信仰的东西而不惜生命。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基督教历史的奇妙循环。受迫害的宗教要求自由，而获得权力的宗教有时限制他人的自由。这并不是基督教特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宗教、意识形态、国家和权力都必须铭记的人类历史的古老警示。 爱与权力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无法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历史中有圣人和殉道者，也有权力者和征服者。有的人建立了医院，有的人为战争辩护，有的修道士走向贫困，有的神职人员则生活在宫廷和权力附近。有的修道院保存了书籍，而有的宗教权力则压制了不同的思想。有为废除奴隶制而斗争的基督徒，也有利用圣经为奴隶制辩护的基督徒。在同一个十字架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同的行为？因为信仰宗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欲望会自动消失。宗教一旦进入人类的手中，就会面临权力与欲望的考验。因此，宗教需要不断的自我反省。教会最大的敌人并不总是在教会外。有时，失去最初精神的自己才是最大的危机。 再次回归加利利天主教也始于耶稣，东正教也始于耶稣，新教同样始于耶稣。历史形成了三条大河流，但水源是一个，那就是加利利。那位与贫穷人同吃、向病人伸出援手、为门徒洗脚的耶稣。那么，天主教自我反省的最后标准也应是耶稣，东正教自我反省的标准也应是耶稣，新教同样不例外。在教皇的权威之前，有耶稣；在总主教的传统之前，有耶稣；在牧师和教派之前，也有耶稣。在教堂、教会和修道院之前，首先存在的是爱。制度是为了保护爱而存在，还是爱为了保护制度而牺牲？一旦失去这个问题，宗教就会颠倒目的与手段。 再次回到多石的尤永模，质疑教会而非耶稣在这里，我们再次回到多石尤永模。多石深刻阅读圣经，但警惕停留在制度和形式的信仰。他关注的不是多么频繁地称呼耶稣的名字，而是人如何活出耶稣的道路。自我空虚，降低自己，超越“制那”而升华为真正的“尔那”，朝向“合一”前进。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最终也站在这个问题面前。建立了多少教堂和教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其中塑造了怎样的人。获得了多少信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拯救了多少生命。拥有多大的权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这股力量保护了谁。在犹太教故事的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你所获得的力量，正在拯救谁？” 真理·正义·自由追求真理的热情是重要的。然而，当以真理的名义压迫他人时，真理可能变成暴力。建立正义也很重要，但如果以正义的名义为仇恨和复仇辩护，正义就会失去本来的面貌。自由也是如此。如果我有信仰的自由，那么我也要尊重他人以不同方式信仰或不信仰的自由。如果我要求宗教的自由，那么我也要维护其他宗教的自由。这就是自由。在基督教受迫害的时期，渴望宗教自由。那么，当基督教拥有力量的时代，维护他人的自由，应该是对那段记忆的责任。力量在失去记忆时变得危险。 以爱开始的宗教从加利利开始的小溪流变成了巨大的河流。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到小亚细亚和希腊，从希腊到罗马，从罗马到欧洲，再到全世界。在这条路上，我们遇见了彼得和保罗，遇见了殉道者。在君士坦丁时代，摆脱了迫害，在尼西亚将信仰整理成教义的语言。我们在奥古斯丁那里看到了人类内心的探讨，在修道院中遇见了那些试图从世俗权力中回归荒野的人。曾经统一的教会，经过漫长岁月，东西分裂，成为天主教与东正教。西方教会再次面对路德的质疑，经过宗教改革，诞生了新教。而这条漫长河流的一条支流，经过中国流入朝鲜。朝鲜的士大夫们阅读书籍，提出问题，开始自发信仰。2000年的时间循环回归到最初。一本书和一个问题，以及人类的选择。然而，如今基督教又面临着另一个巨大的问题。过去，教会如何处理帝国的权力是问题，而今天，国家与资本、科学与技术的力量如何应对成为了问题。过去，皇帝与教皇的关系是问题，而今天，国家与宗教、市场与宗教、科学与宗教、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成为了新的问题。而人类开始掌握历史上从未拥有过的新力量，那就是人工智能。在人工智能面前，它比人类记忆更多，计算更快，在多个领域超越人类的智力，基督教再次面临根本性的问题。人是什么？灵魂是什么？自由意志与责任是什么？人类的尊严来自于智力吗？如果机器比人类更聪明，那么人类又是什么？而2000年前从加利利开始的最古老的问题再次回归。你能爱吗？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将在2000年来形成的巨大文明中，再次站在耶稣面前。科学与资本主义、民主与人权、教育与医疗、传教与殖民、战争与和平、韩国基督教的光辉与阴影、气候危机与不平等，以及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尊严，都将被问及。最后，将再次回到多石的“合一”和“尔那”。因为基督教2000年的最后问题，最终与最初的问题并无不同。以爱开始的宗教，今天是否仍在爱？当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时，教会将超越权力，回归责任；超越制度，回归人；超越教义，回归生活。然后，福音将再次显现。 ※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

观看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奥德赛》后，观众们心中留下了许多疑问。奥德修斯为何在十年内无法回到故乡？他渴望回归的伊萨卡究竟在哪里？独眼巨人和海妖、基尔克和卡吕普索的岛屿是否真的存在？然而，在这些问题之前，还有一个简单而有趣的问题。“那么，特洛伊现在在哪里？”许多阅读过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或观看过相关电影的人，可能会模糊地认为特洛伊在希腊。因为阿伽门农、梅涅拉奥斯、阿基琉斯和奥德修斯等特洛伊战争的主要角色大多是希腊英雄。然而，特洛伊并不在今天的希腊境内。特洛伊遗址位于今天土耳其西北部恰纳卡莱省的希萨尔克（Hisarlık）。这是从希腊本土跨越爱琴海向东进入小亚细亚的西北端。更令人惊讶的是特洛伊的位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说法，特洛伊遗址距离达达尼尔海峡南口仅约4.8公里。这个数字让我们重新审视特洛伊的历史。特洛伊为何会位于那里？展开地图来看。南边是爱琴海。向北走是狭长的达达尼尔海峡。穿过海峡后是马尔马拉海，再经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便是广袤的黑海。爱琴海 → 达达尼尔海峡 → 马尔马拉海 → 博斯普鲁斯海峡 → 黑海。即使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这也是一条重要的通道。在3000年前的世界中，更是无可厚非。特洛伊正俯瞰着这条通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评价道，特洛伊在数千年间连接了安纳托利亚、巴尔干、爱琴海和黑海地区，成为移民、贸易和知识传播的文化桥梁。特洛伊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早在8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居住。因此，了解特洛伊的地理位置后，荷马的世界开始显得不同。在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起因是一个女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带走了斯巴达王梅涅拉奥斯的妻子海伦。愤怒的梅涅拉奥斯和他的兄弟阿伽门农联合了希腊各方势力，跨海攻击特洛伊。荷马的叙述中，十年的战争由此开始。然而，看过地图后，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真的只是因为美丽的海伦吗？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历史与神话。特洛伊战争是否如荷马所述发生，尚无确凿证据。战争因海伦而起的说法、阿基琉斯与赫克托尔的真实对决、巨大的木马进入特洛伊城的事件，都无法被确认为历史事实。然而，特洛伊这座城市的存在是考古学的事实。它当时位于世界重要的海上通道附近也是事实。因此，如果说实际的历史冲突发展成了荷马的宏大叙事，那么在其背后可能存在着贸易、海上通道、势力范围和霸权的利益关系。然而，一旦将其视为特洛伊战争的真正原因，便是在书写另一种神话，而非历史。重要的是地理。历史中的地理几乎不会说谎。3000年前，“通道”就是财富与权力。人类历史上，强国与城市的兴衰与通道息息相关。陆路与海路并存。人们和商品穿行其间。商品带动金钱，金钱引导权力。而权力冲突的地方，有时会爆发战争。特洛伊正处于这条道路上。要从爱琴海向北前往黑海，必须经过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今天，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战略重要性依然显著。尽管经历了数千年，海洋和海峡依旧如故。更有趣的是，特洛伊不远的恰纳卡莱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加利波利半岛。特洛伊时代与加利波利战役之间相隔近3000年，但人们争夺的地理空间并没有太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通道。理解特洛伊的最佳方式，或许是比起再读一本神话书，不如展开一张世界地图。而如今，世界人们又开始寻找另一个岛屿。3000年后的2026年，《奥德赛》以全新的方式改变着世界地图。一方面，人们在寻找真正的特洛伊，目光投向土耳其的恰纳卡莱和希萨尔克；另一方面，寻找电影中奥德修斯故乡伊萨卡的游客则前往地中海的小岛。这个地方就是意大利西西里岛西侧的法维尼亚（Favignana）。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次区分真实历史与电影。荷马的奥德修斯所希望返回的真实伊萨卡与今天希腊的伊奥尼亚海的伊萨卡相连。然而，诺兰导演在电影中伊萨卡的主要场景并不是在真实的伊萨卡，而是在意大利的法维尼亚拍摄的。法维尼亚是位于西西里岛西侧特拉帕尼前海的埃加迪群岛中的一座岛屿。由于岛屿的形状，它也被称为“蝴蝶岛”。诺兰将这里改造成了奥德修斯的故乡。法维尼亚最高的山丘上，圣凯瑟琳城堡（Castello di Santa Caterina）在电影中变身为奥德修斯的宫殿。佩内洛普和特勒马科斯出现在伊萨卡场景的重要舞台正是这里。电影制作团队不仅在法维尼亚拍摄，还在西西里周边的埃加迪群岛和艾奥利亚群岛拍摄了海洋和岛屿的场景。选择法维尼亚的原因也颇具趣味。电影的美术设计师露丝·德容（Ruth De Jong）高度评价了这里的高地视野，四面皆海，拍摄的船只能够实际靠近。这是一个演员们可以在真实的海风中演出、真实地望向海洋的空间，而非计算机生成的虚拟海洋。这正是诺兰的风格。在这个人口约3000人的小岛上，出现了“奥德赛效应”。电影上映后，这个小岛的命运开始发生变化。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法维尼亚的常住人口约为3000人。在《奥德赛》的拍摄过程中，约有500名当地临时演员和工作人员被雇佣，地方当局估计，仅拍摄期间产生的直接支出就达100万至200万欧元。电影上映后，来自北美、中东和印度等地的投资者也开始对高端旅游项目表现出兴趣。地方当局还在推动展示电影制作过程及服装、设备等的常设展览。有趣的是，岛上的居民们已经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如果人太多该怎么办？这正是电影一部作品所带来的“银幕旅游”的力量。路透社引用联合国旅游相关的估计指出，出现在热门电影中的旅游地，访客增加的效果可能相当显著。法维尼亚也在努力将电影的成功与旅游业相结合，同时避免过度旅游的问题。这就是2026年的新《奥德赛》。 3000年前，奥德修斯为了回到故乡在海上漂泊。3000年后，世界的游客们则跨越海洋寻找奥德修斯的痕迹。一部电影创造了两张地图。因此，在观看《奥德赛》后，我想建议大家同时展开两张地图。第一张地图上是土耳其的特洛伊。寻找恰纳卡莱、希萨尔克和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向下看爱琴海，向上看马尔马拉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这样，你就能稍微理解特洛伊为何会在那儿。第二张地图上是意大利的法维尼亚。寻找西西里岛，向西望去，看到一座小岛。电影中，这里成为了伊萨卡。奥德修斯拼命想要回去的家，佩内洛普等待的家，特勒马科斯成长的家。一张是历史的地图，另一张是电影的地图。一张是3000年来吸引人类的城市，另一张是因一部电影开始吸引全球目光的小岛。然而，推动这两个地方的力量却有着奇妙的相似之处。人们沿着道路移动。3000年前，人们为了贸易和战争跨越爱琴海。今天的人们则乘飞机跨越海洋，追随电影、故事和文化。在过去，商品推动人们的流动，而今天则是内容驱动人们的流动。神话变成文学，文学变成电影，电影又创造了旅游和经济。这或许就是《奥德赛》在3000年中生存下来的力量。特洛伊虽然消失，但其遗址依然存在。荷马虽然离世，但他的故事依然流传。奥德修斯所乘的船虽然消失，但人们依然前往他曾经过的海洋。在2026年夏天，诺兰的镜头再次将世界的目光聚焦在这个古老的故事上。因此，如果在观看《奥德赛》后问我第一个旅行目的地，我会提到两个地方。想了解特洛伊的人，请前往土耳其的恰纳卡莱。想要体验诺兰的《奥德赛》，请前往意大利的法维尼亚。这两地之间流淌着3000年的神话与历史，以及人类的旅程。

科特拉在巴尔干地区最大的防务展会上运营了K-防务宣传展区。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及中东局势不稳，欧洲各国的国防支出不断增加，此次活动旨在瞄准中东欧市场。 据业界消息，科特拉于6月3日至6日在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举办的‘保加利亚国际防务展(HEMUS)’上设立了韩国展区。本次展会吸引了KAI、HD现代重工及其他7家国内防务企业参展。 参展企业展示了机动装备、通信系统及无人机相关产品，并与当地政府及防务企业进行了出口洽谈。除了企业间的交易外，还进行了政府及机构间的合作讨论。 此次活动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巴尔干地区代表性防务展。今年的展会吸引了莱茵金属、洛克希德·马丁等全球防务企业，以及保加利亚国防部和当地防务企业的参与。 保加利亚近期加快了国防支出的扩张。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后黑海安全的不确定性加大，加之对苏联制武器的更换需求，防务现代化的必要性日益凸显。保加利亚政府还提出了将国防支出逐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的计划。 在中东欧防务市场，不仅对成品的采购需求增加，同时对当地维护、零部件供应及技术转让的综合合作需求也在上升，因此，国内防务企业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成为竞争的关键因素。 科特拉表示，在本次展会上确认了无人机、反无人机、通信设备及训练机领域的合作需求。由于连续第二年参展，科特拉计划继续发掘当地合作伙伴并进行后续洽谈。 访问韩国展区的保加利亚国防部采购官员表示：“韩国的防务技术和可靠性在欧洲市场上已经得到了认可”，并期待在武器系统采购、两国企业间的技术合作及当地投资等多方面建立多样的伙伴关系。 张成吉 科特拉防务物资贸易支持中心主任表示：“保加利亚正在进行国防全方位的现代化投资，以应对安全环境的变化”，并表示将基于展会建立的网络，继续进行后续的视频洽谈会和邀请合作机会。※ 本报道经人工智能（AI）系统翻译与编辑。